戴逵又作《放达非道论》说：古之人未始……害名教之体。
凡豪情勇猛，处事不惊，临大敌而无所惧者，是为有意之人。王阳明竟然三者皆具，可谓神人。
孙中山先生说，日本的旧文明都是有中国传统的， 50年前明治维新的那些豪杰，都沉醉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。一个人，凡聪明敏捷，能洞察秋毫，又能妙计频出者，是为有志之人。在个人层面上，是让每个人都找到内心的光明，打破生命的桎梏，确定人生的格局，获得行动的智慧。他讲了一辈子心学，千言万语，临死就是一言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。它的本质是揭示人是一种价值存在，获得这种价值存在，人生就有一个价值支撑。
按照叶圣陶的王学，我大概列出三个要点：第一个要点是至善，至善只能求助于心。通过知行合一是要增长人生乃至民族之大智慧。他的三个要点心即理，知行合一，致良知，通过心外无物，心即理是要塑造人生乃至民族的大气象。
他讲了一辈子心学，千言万语，临死就是一言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。一天半夜，王阳明在电闪雷鸣中突然大彻大悟，仰天长啸：我念了一辈子的圣人之书，要找真理，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。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。王阳明最后总结的四句大白话：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，大道至简，引人深思。
阳明心学的第二个要点是知行合一，不是一天到晚关己修心就行了，要在办事磨炼知是行之主意，行是知之功夫。只恐学者得之容易，把作一种光景玩弄，不实落用功，负此知耳。
在族群层面上，是要大家反思历史，追慕先贤，从善如流，固守良知，滋养民族的心灵，强大内心的定力，获得我们中华民族超越时空的不断前进的力量。王阳明一辈子都在讲学，临死时有人问他：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回：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？阳明心学，就是此心光明之学，博大精深。 王阳明是明代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军事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。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事，心外无理，心即理，至此，从他个体顽强的生命中，就诞生出中华民族文明中最为璀璨的一束光芒，阳明心学的诞生是这一声呼喊出来的。
一个人，凡聪明敏捷，能洞察秋毫，又能妙计频出者，是为有志之人。王阳明竟然三者皆具，可谓神人。他立言、立功、立德，他终生遭遇磨难，但他的所作、所为、所言成为后人磨砺心胆、锻炼性情的一面明镜。他的心即理，知行合一，致良知的学问简单明了，高人都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，不是把简单问题搞复杂。
凡敢问人间之不幸，感慨国家之悲应者，是为有情之人。凡豪情勇猛，处事不惊，临大敌而无所惧者，是为有意之人。
按照叶圣陶的王学，我大概列出三个要点：第一个要点是至善，至善只能求助于心。其地又没有居室，他竟住在山洞里。
天理之昭明灵觉，所谓良知也，天地虽大，但有一念向善，心存良知，虽凡夫俗子，皆可为圣贤，阳明心学是王阳明长年累月积累，历尽千辛万苦后的大彻大悟，他说想到这个以后，真是痛快，不觉手舞足蹈。孙中山先生说，日本的旧文明都是有中国传统的， 50年前明治维新的那些豪杰，都沉醉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但当时其父郑庄公去世不满一年，按照《春秋》的名例，君薨称子某，既葬称子[8]，则忽应称郑子，表明嗣君居丧期间，应尽子道，不忍当父之位，这就是《公羊传》所谓的辞有贬损。而刘邦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，所依仗的也是秦地、秦人，而用秦制则是政治上的一种策略，在取天下阶段不得不为。亲周则《公羊传》有明文，宣公十六年夏，成周宣谢灾，《传》云：外灾不书，此何以书？新周也。[82]所以《春秋》当新王、王鲁都是假托，孔子只是借此明王义，供后世王者取法。
在嫡长子有孙而死的情况下，质家重亲亲，故而立血缘上更近的庶子。[41]若是礼义规范没有兴起，则完全是质朴之情，有质而无文，就谈不上文质的问题。
周人尊礼尚施，事鬼敬神而远之，近人而忠焉，其赏罚用爵列，亲而不尊。亲夏故虞，绌唐谓之帝尧，以神农为赤帝。
《丧服传》在解释父为长子服斩衰的原因时，认为长子是正体于上，又乃将所传重也。通过禅让取得天命的王者，也需要应天改制。
[15]董仲舒认为，只要是受命之王，就必须改制以应天，以革命取得天命的王者需要改制。[14]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，中华书局，1994年版，第360页。（详见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，第302-303页。然而问题就来了，无论是受命应天还是文质损益层面的改制，都归属于王者。
详参拙文《试论公羊学中的经权观——从公羊传到董仲舒》，载《现代儒学》第一辑。）按照三正理论，夏尚黑，殷尚白，周尚赤，继周而兴的王朝应该改制尚黑。
之后则绌为五帝，封为小国。然而《春秋》于鲁宣公十六年书成周宣谢灾，依照灾异的书法，只有把周视为新的二王后这条经文才显得合理[64]，所以《公羊传》言新周。
故曰：声名魂魄施于虚，极寿无疆。故曰：非虚加之，重志之谓也。
而礼制的象征性部分，如宋先生所论的政权的形式和颜色，属于受命应天层面，是三正层面上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于董仲舒的改制思想进行全面的考察。按照《春秋》三等爵，公为一等，侯为一等，伯子男为一等，其中伯子男为小国。而所谓的新，是相对周朝而言，《春秋》继周之后成为一个新王。
（详见《春秋公羊学讲疏》，第461页。同时董仲舒与改制相关的一些概念，也是从《春秋》的书法中得出的，我们举绌夏这个概念为例。
文质的思想可追溯到孔子。然夏上忠，殷上敬，周上文者，所继之救，当用此也。
[36]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，第13页。[33]董仲舒认为文质之异是取法天地阴阳，具体的表现是礼制上的主导原则有区别，质家讲究亲亲，文家讲究尊尊[34]。
